城市棱镜 | “信息化城市”的时空观变革

社会学家卡斯特以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而闻名，并因此成为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的引领者。事实上，卡斯特首先是一位城市社会学家，他的成名作就是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城市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又接连出版《城市与民众》《信息化城市》，这促使他从城市问题走向对信息社会的系统性研究。在这些著作中，卡斯特围绕信息化城市的时空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和观点，对我们今天理解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仍有重要意义。

“流动的空间”

网络社会的崛起、城市的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社会、空间与时间的物质基础正在转化，并环绕着流动空间和无时间性的时间而组织起来。”“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s）”并立，塑造了一种新的二元空间格局，而“无时间性的时间（timeless time）”正在消解工业化以来的钟表时间。

在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中，空间并不是物理性质的“容器”、地理性质的“位置”，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特殊的物质要素，它为人们共同进行社会实践提供支持。简言之，卡斯特的空间是开展社会交往、创造和维系社会关系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流动的空间”是信息时代构建起来的、由信息的网络流动所支撑的社会交往空间，它超越了传统空间的地方化特征。借助信息的流转，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可以脱离所在地理空间的限制，表现出跨域、脱域的特点。

例如，跨国公司可以借助信息流空间，远程实时监测和管理海外工厂的生产情况；居家办公的白领，可以和身处不同时空中的同事进行文件传递、会议讨论。为他们开展社会实践提供支持的物理要素，已经不是特定的“地方”，而是通信介质中传递的信息“流”。就此而言，当我们用“流动的空间”来区别于“地方的空间”时，也不过是用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空间”概念来比附这样一种全新的脱离空间的交往罢了。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流动的空间”并不是一种无空间性的空间，而是一种后台化了的空间。什么意思？随着大数据的爆发和数字技术的升级，信息化已经发展到数字化新阶段，信息流之所以能够支撑人们的社会交往、重塑企业的经营流程，主要不是通过信息的简单传递，而是越来越离不开各类感知设备对大数据的采集、后台智能算法对大数据的处理。

例如，当我们在手机中点开一条APP为我们推送的个性化推荐内容时，我们不仅通过通信介质的信息流，和内容的提供者联系在一起，而且基于APP后台强大的数字空间（这可能是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也可能是一个云计算空间），与这一空间所掌握的全部数据联系在一起。这种“数据的空间（space of data）”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感性现实空间、但是具有隐性支配能力的智能化空间。

“无时间性的时间”

工业化以来，“时间表”对于组织管理和社会交往具有了空前重要的意义。然而，网络社会的崛起对这样一种时间观念和实践节奏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传统的工作场所中，时钟往往被放在醒目的位置，以提醒所有人要按照时间规划来行事，这种设置进而延伸到家庭、学校等其他场所。而在网络社会中，时钟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而附加上的一个小功能，它往往只被摆放于电脑屏幕的一角，甚至常常隐藏在后台。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什么？

信息网络的流转具有两个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第一，它是即时性的，而不是延迟性的。不是到了某一个时刻才会做某一件事，而是追求“此时此刻”“随时随地”。我的信息发出去，无需经历时空阻隔造成的间歇，你立马就可以收到，由此带来的时间压力是：你立马就可以回复。

第二，它是无止尽的，而不是有时间段的。不是在每天8个小时工作日范围内的工作联系和原则上非工作时间才有可能建立的生活联系，而是7×24“在线”基础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工作和生活联系。时间不再被工业社会分隔成一段一段，而是随时可能被信息流占据和切割开来。

因此，信息化城市中铺天盖地的即时通讯，让“时间表”逐渐从一种日常变成一种奢侈：我们还有多少整段的时间，可以不受“打扰”地专注在我们原本计划的事情上呢？在今天，人们在办公、开会、上课的时候，都会“抽空”在电脑或手机上浏览和回复消息。更有甚者，不仅已经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已经难以忍受有一整段时间不看手机了。这正是信息社会的时间节奏对传统社会的时间规范的“入侵”。

另一方面，今天的信息流已经升级转变为全媒体形式（有图、有视频、有配乐）、投其所好、可以无限播放下去的信息洪流，一当人们进入这个世界，便很难抽身而出了。正所谓“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信息化没有为人们节省出什么时间，却让人们更容易忘记时间。这是“无时间性的时间”在当下的最新表现。

从“权力的流动”走向“流动的权力”

信息化不仅带来时空观的变革，而且会由此造成决策模式的变革。在信息时代，中心城市或跨国公司作为信息网络的枢纽，会将其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范围。这种网络并非没有结构、没有中心，但是，这种信息化的结构已经不像传统的权力体系那么壁垒森严，不可撼动。“集中与扩散之间的辩证关系，地点和流动之间增长的张力，可以反映出权力的流动正在转变为流动的权力。”

卡斯特相信，依托信息网络而流动开来的权力，不会表现为一种更强力的集中，而是会改变传统权力的中心性。“如果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用以满足迅速决策需要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多，那么通过通讯网络传送而实现一系列指令的全球组织联系，就会变得越加独立于本地精英群体的文化价值趋向和个人偏爱。”换言之，有了更充分的信息交互，身处特定“地方”的精英决策的主观性会淡化，网络中真实存在的多样性、多变性会得到更好地体现和关照。

从领域上看，信息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进而延伸到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这就不仅需要企业积极应对信息化，而且需要城市政府在信息网络所塑造的全新时空观中重塑自身的行动逻辑。新的技术固然可以运用于巩固老的模式，但这样做的效果终不持久。在卡斯特看来，城市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城市政府不会在信息社会中式微，倒是可以成为捍卫城市的特定意义、“对信息空间的实用逻辑进行控制”的主体。换言之，信息化的城市不能变成冰冷的、自动化的、千篇一律的赛博空间，而是可以借助信息化，进一步激活市民参与，变成更加充满温情的“地方空间”。

今日编辑 / 范姝含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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